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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是1989年7月中旬的一个早晨，父亲林承贤和平时一样，要起床上班的时候，他却怎么也起不来了，左半部分身体有些麻木和无感。这种感觉以前也有过，可能是睡觉压的时间太长了，过一会就会好。可是这天，缓了半天，还是起不来，无论怎样使劲，左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。他也有些慌乱了，冲着正在扫地的妻子樊玉珍喊了一声：“赶紧去叫三蛋，我动不了啦。”

    樊玉珍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疑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左半边身体动不了了，赶紧去叫三蛋。”林承贤用右手指着自己的左半边，连比画带说。

    林三蛋是乡卫生院的院长，与林承贤家是邻居。樊玉珍听清了丈夫的话，心中顿时慌乱起来。

    大儿子林秋文在县工商局当副局长，家在县城；三儿子林秋水尚未成家，在省城太平卷烟厂上班；二儿子林秋山在乡政府工作，家就在隔壁。她赶忙扔下手中的笤帚簸箕，对着老伴说道：“你等着，我让秋山去叫医生。”

    林秋山睡得正香，忽然听见母亲急促拍打大铁门的喊声：“秋山，开门！秋山，快开门！你爹病了！”

    他赶紧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，穿了件背心就跑出来开门：“怎么了，妈？你说我爹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你爹左半边身子动不了了！起不来床了！你快去找三蛋来家里看看！”樊玉珍心急火燎地说。

    林秋山一听，脑袋一下子懵了，手也慌了，脚也发软，定了定神，拔腿就往三蛋家跑。

    三蛋刚起床，正在屋里吃早饭，听见林秋山说林承贤动不了了，赶紧放下碗，披了件外套，拿上医药箱就跟着跑。到了林家，三蛋坐在炕边，仔细查看了林承贤的状况，又询问了一些身体的感受，很快便下了结论：“大叔，你这是半身不遂啦。”

    林承贤心里一紧，忙问：“啥病？”

    “心脑血管疾病。你平时抽烟多、喝酒多、熬夜多，可能是累着了，加上晚上睡觉你没有关窗户，身体着凉了，病就发出来了。”三蛋和林承贤是多年的邻居，对他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，因此分析得头头是道。

    樊玉珍在一旁着急地插嘴：“这病重不重？啥时候能好？”

    三蛋扭过头，脸上显露出一丝无能为力的表情：“这可不好说。咱们乡里有好几个这样的病人，有嘴眼歪斜、说不了话的，有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解决的。我看大叔算好的，头脑清醒，说话正常，嘴眼也没歪斜。可要说完全恢复，就咱现在这医疗水平，还达不到。”

    村里人说话向来直来直去，不懂得委婉含蓄，即便是面对病人和家属，也不会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。按村里的辈分论，三蛋虽说岁数比林承贤还大几岁，可还是得管他叫大叔。

    林秋山也忍不住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三蛋摇了摇头说：“住医院也没啥用，白花钱。我先给开点药，输上液、吃吃药再观察观察吧。”

    然后把头又转向林承贤，责备地说：“大叔，你都啥岁数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年轻人啊！以后可不敢开窗户睡觉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也不能再抽烟喝酒了，除非不想要命了。你在单位一直当领导，没人敢说你。可是我是医生，必须得说，你就好好养着吧。”

    在院子里，三蛋悄悄把林秋山拉到一旁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在乡里工作你应该知道，咱乡得这病的，就没治好过。有瘫痪几年就走了的，快的有几个月就没了。你们心里得有个底。”

    林秋山听了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心中涌起一阵恐惧，一时间竟呆立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，三蛋带着当护士的儿媳王艳茹，从医院拿着几个输液瓶和一堆药，匆匆赶到林承贤家。

    他们看了看家里的摆设，顺手把挂衣服架当作输液架，熟练地开始为林承贤输液。王艳茹还细心地教给林秋山怎么换输液瓶，怎么拔针，怎么控制输液速度，然后告诉输液的顺序，并叮嘱说，最后一瓶剩半瓶的时候，可以去医院找她，上来给处理，也可以自己拔针，用棉花球摁一会再放手。说完，他们就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林秋山和母亲在一旁默默盯着输液瓶，林承贤突然想起什么，对林秋山说：“你去修造站办公室跟他们说一声，就说我病了。今天还有个会呢，让他们去开吧。”

    林承贤所在的乡镇企业站，就在自己家房子背后的大院里。公社那会儿，这儿是修造站。现如今，这儿有麻纺厂、陶瓷厂、机床厂和修造站，乡镇企业管理站也设在这儿，人们依旧习惯称它为修造站。

    林秋山来到乡镇企业站办公室，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副站长和会计，顺便给大哥林秋文和三弟林秋水打了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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