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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志平也是满肚子憋屈，他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自己错在哪儿，怎么一夜之间，大伙都开始讨厌他、排斥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私下拉住一个平时还能说几句话的老师傅，才问出实情，原来大家都怀疑是他举报别人偷烟的，理由十分过硬又简单可笑：“就因为咱们车间，就你一个人不偷烟！”

    张志平是个直脾气，为了扭转被孤立打压的局面，他想出个法子来“自证清白”，他下狠心打破自己进厂时给自己制定的红线，也开始每天拿烟。每天下班一到更衣室，他就一手把两盒烟高高举起来，一边晃荡一边大声自言自语：“我拿烟了啊，我拿烟了啊，两盒！”

    这一招果然太管用、太有效了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怀疑他是举报偷烟的“内鬼”了，因为偷两盒与偷两条，性质是一样的，只是处罚的金额不同而已。大家又开始彼此猜忌、互相防备，谁都觉得是车间那几个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对头在使坏。

    这个故事在太平烟厂里流传了好多年，甚至有俏皮人还编出了两句流行很广的歇后语：“张志平偷烟——广而告之”“张志平偷烟——迫不得已”。

    这个故事，就像一篇自白书，诉说着当时人们行为的荒唐和人心的阴暗；也像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人们为了贪欲获取金钱，暴露出的人性扭曲和道德丧失。

    烟厂为了遏制偷烟，也是想了很多办法。

    起初，厂里觉得警卫人员和工人们都认识，撕不开脸面，管得不严，就从外头聘请了专业的保安公司。结果没承想，外来的和尚念起金钱经更歪更邪，没过几天，这帮人学得更坏、更贪、更疯狂。他们不光勒索职工偷烟分钱，甚至自己直接下手偷烟，一回十几条、有时成箱地搬，简直疯狂到无以复加。工友们看得目瞪口呆，虽然自己平时也偷烟，但这时居然也心疼起厂子来，纷纷跑去跟车间主任告状：“保安偷得比工人还狠！这样下去，咱们厂非让他们偷垮不可！”结果一年下来，烟没少偷，卷烟单箱成本噌噌往上涨，明摆着是保安偷烟成了卷烟成本飙升的制造者和生力军。

    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厂里辞退了保安公司，买来了手持检测仪，人工查偷烟。可人毕竟是人，总有办法糊弄。后来实在没招，厂里只好使出有点“损”却也无奈的法子：突击检查更衣柜、搜人身。男民警查男职工，女民警查女职工。刚开始确实管用，偷烟现象眼见变少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大家疲沓了，检查的人也松懈了，加上有人说搜身违反法律规定，检查力度频度都大幅减少，偷烟之风再次死灰复燃。

    最后厂里咬牙砸钱，买来了大型红外检测仪，装在大门口，要求所有人必须从此经过。那阵子，偷烟行为确实收敛了不少。可老话说得好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那些串通一气的民警和职工，为了继续捞油水，简直创造力爆发，他们时不时给仪器断电、故意搞破坏，甚至深更半夜翻墙头，从小门后门出厂等等，真是你有政策，我有对策，为了偷点儿烟，什么招都敢用，什么险都敢冒。

    就在这一片乱哄哄的偷烟利益链背景下，吴明轩也越来越不着家。杨晓红为了这个没少跟他吵。吵完后两人能好几天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又恢复了原样。

    后来，吴明轩干脆跟杨晓红摊牌：“你不让我出去，我怎么搂外快？我打牌喝酒那不是白玩的，那比上班还挣钱！车间的人哪个人不得孝敬我！我每月交你那些钱，不就是这么来的吗？”

    杨晓红一听，不吱声了。她知道他说的是实话，每月光他额外拿回家的钱，快顶得上两人半年的工资了。从此，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再深究。

   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卷包车间一个叫方芳的年轻女工，为了偷烟方便，主动跟吴明轩套近乎。两人一来二去，竟发展成了相好。他们甚至从卖烟钱里抽出部分，在外头租了间房，置办了些家具，做起了露水夫妻。

    杨晓红隐约听到些一些风声，忍不住去找方芳对质。没想到对方毫不遮掩，全都认了，两人为此闹得鸡飞狗跳。杨晓红气得浑身发抖，回去就跟吴明轩大闹一场，甚至威胁要离婚。可吴明轩既不答应离，也不肯跟方芳断。有一回吵急眼了，他脱口而出：“有本事你也去找一个啊！我绝对不拦你！”

    杨晓红那年三十一岁，个头虽然不高，但眉眼俊俏，本来也不是个能安生得下来的主。听了这话，她心里那颗报复的种子一下子就冒出了芽。

    杨晓红是卷包车间劳资员，刚开始学习计算机制表，那段时间她常往计算机中心跑，找杜胖子请教。自从有了在外头找一个人的念头，她就专挑下午临下班的时候去找杜胖子。等别人都走了，她就有意无意地蹭他胳膊、碰他肩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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